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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内容来看，有下列情形之一仅是对程序轻微违法情形的不完全列举。
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时，只要规范性文件从范围、方式、时间等方面限缩了基本权利，地方人大常委会就可确认对其基本权利进行了限制。据此，地方人大常委会可根据不同类型宪法规范的审查标准发挥相应作用，在依据消极规范实施的备案审查工作中，地方人大常委会充当初步审查者，而在依据积极规范实施的备案审查工作中，地方人大常委会则充当辅助审查者，以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
地方人大常委会发现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合宪性问题，或者虽然属于合宪性问题，但并不是字面违宪，就不需要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而且，这种可能性在实定的规范层面也是存在规范依据的。而两种审查路径可与宪法中的积极规范和消极规范相对应，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宪法中的积极规范和消极规范对宪法解释的需求程度也有所不同。在字面审查中，构成违宪的情况除了缺乏普遍性立法事实支撑的情形外，还可能出现规范有普遍性立法事实支持，但据此确定的法律后果与宪法上的价值判断不符的情况。以宪法积极规范（以下简称积极规范）为依据的合宪性审查，强调各级规范性文件以普遍性立法事实为依据，充分实现积极规范的目标。
即便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规范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也需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如今，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已经开始发挥实效，法工委连续多年将合宪性审查相关内容纳入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并将继续积极稳妥处理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特别是当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有一定关联关系时，行政机关既需要考虑是二选一又需要处理关联罚。
在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从来源上预防职务犯罪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做法之后，以后每年的工作报告都会提到检察机关在社会综合治理方面的具体做法和创新举措。第三，很难监督条文表述基本相同，但移送标准十分模糊的移送行为。因为执法机关不同，且没有统一的监督部门，所以这两个部门分别执行表述相同的条文也会存在差异性。[1]1954年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决议就提出应逐步建立一般监督制度。
我国行刑衔接的形态还有很多，除了行刑之间正向移送和逆向移送之外，还有双罚、关联罚。[15]有的地方则聚焦于营商环境密切相关的行政领域，诸如市场监管、税收管理、市场准入、经营许可、安全生产监管等领域。
因此，双罚包括采取刑事手段之外，行政监管部门采取除行政处罚之外其他行政监管手段，比如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36]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中发现社会治理工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五)需要给予有关涉案人员、责任人员或者组织行政处罚、政务处分、行业惩戒，或者需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司法责任的。从维护法治统一的角度出发，对于条文表述基本相同条款的法律适用问题必须加强监督，防止行政执法部门和刑事司法部门各自为政。[4] 《彭真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如果没有造成法益侵害结果的话，任何行为就不能构成犯罪。将抽象危险犯只规定行为而不限定结果的立法模式，似乎减少了行刑衔接的难度，但实践中并未遵循这一原理。第二，条文表述基本相同，两法移送标准已明确规定的，但缺乏监督机关。社会组织在承担认证等准行政权时，频繁出现违法违规问题。
[37]从行刑衔接的行政检察监督视角看，双罚虽然限定在特定罪名中，但双罚的标准需要统一。[34]实践中补罚的情形并不理想，刑事检察部门并没有将大量不起诉案移送回行政监管部门，也没有对行政机关不及时查处移回案件而制发检察建议。
实践中大量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仍然不能排除行政处罚责任，但此类案件目前无法借助行刑衔接平台进行案件移送，刑事检察部门自然也没有了监督的依凭和抓手。我国行刑一体化的执法体制自清末宪政改革就确立下来。
三是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二)建构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制度空间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反腐倡廉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三项行政检察改革的推动下，行政检察监督在理念、方式和效果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而司法实践中化解这两类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争议难度最大，因为这些争议属于典型的行民交织的案件。符合提起公益诉讼条件的，还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等内容。(五)关联罚的检察监督重点关联罚的监督重心在于是否存在多个关联的违法行为。
因此在行刑衔接环节也会存在没有行政监管作为中介，刑事与民事之间无法直接衔接的问题。 摘要: 我国传统行刑衔接机制存在涵盖范围狭窄、衔接方式单一、衔接信息平台无法满足刑行双向衔接功能需求等问题。
但一般监督不是检察机关的经常工作。而且只有依靠党的领导和支持，检察机关才能行使一般监督的职权。
这时醉酒驾驶只会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其所受到处罚反而轻于饮酒驾驶人员。[37] 参见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处置危险废物行政公益诉讼案(检例第112号)。
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和协同办案还需进一步强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个机关会对刑事法律与行政法律的一体化适用承担责任刘飞：《宪法解释的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中心的宪法解释方法考察》，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颁布的《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当中便明示：国家安全机关……是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因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
再如，正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通过的《关于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是对宪法第24条第1项所规定的法制教育之内涵的解释。（二）就判断性命题做出决定一个完整的宪法解释活动必然包含以正式的决定展示出宪法判断的环节。
[17]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表决通过这一行为本身即属于立法机关就其宪法判断做出正式决定。关于立法解释的内涵，论者多与违宪审查机关的宪法解释活动联系在一起，即将其理解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裁决宪法争议、[1]履行护宪职责、 [2]实施宪法监督[3]过程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类似于美国和日本的普通法院、欧陆国家宪法法院的状况。
国会于1984年制定了《合同竞争法》（Competition in Contracting Act），里根总统虽签署了该法律，但认为该法赋予审计总长在某些情形下冻结政府合同的权力是违宪的，因而命令所有政府部门无视这一违宪条款，对此，众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建议案，即停止为司法部长及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局长拨款，直至行政部门纠正其立场。参见梁慧星：《不宜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载《社会科学报》2006年11月16日，第1版。
可见，宪法解释未必需要以指明解释哪一具体宪法条文为要素，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笼统表述也并不必然缺少宪法解释的属性。相比之下，关于此种表述究竟彰显了宪法的授权法属性、限权法属性，抑或同时具备授权和限权双重规范意义的论争，则较为注重其所传递的宪法与普通立法之关联的信息。[16]内野正幸[议会の宪法解釈机能]ジュリスト1990年955号160页を参照。如果将有权机关的宪法解释视作整个政治商谈过程的一部分，那么，这一解释必然是一种需要理性证立的论辩，否则商谈便失去了可能。
[50]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澄清，解释宪法并不仅仅是违宪审查机关的任务。
[69]总体而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实施的具有宪法解释意味的活动中，能够被清晰地辨别出属于附随于宪法监督权、违宪审查权的宪法解释，其范围恐极为狭窄。[55]根据马岭教授的研究，截至2007年，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281部法律中，明确规定依宪法某章、某节或某条制定的有4部，占1.42％，如《国务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国务院的规定，制定本组织法。
[6]如郑贤君：《我国宪法解释技术的发展—评全国人大常委会99〈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释法例》，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